gg修改器怎么会消失_gg修改器改了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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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是调查设计没有考虑文化限定的范畴，那么分析单元就仅仅只是个体的集合而非社会的样本……相应地，‘否认风险’、‘降低风险’或者任何能串连起这些研究方法的其他说法（rubric），都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解释罢了……标签不仅不构成解释，对理解个体的调适过程也无甚增益。人们想知道，譬如应对方式的选择是如何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婚姻状况、性格特质、财富和智力的：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为什么组合它们的权重因社会或者不同危险的类型而异……共同体的制度和价值观，决定性地制约着人类面对自然干扰的脆弱性，它们阐明了个体与国家如何调适——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生态学方法中，危险被视为自变量，而人们对它的反应则被视为因变量。如果我们认定危险的概念并非独立变量，那么植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似之处就会削弱。人们作为感知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概念建构的世界中：这些概念中包括什么是危险。

人类学家在书写部落文化时被迫明确地区分分析者模式和置身其中的行动者模式。行动者模式只涵盖该部落与世界有关的理论。而站在部落文化之外的调查者则是在观察行动者如何划分原因与结果间的界限。比较不同文化的这些界限能揭示行动者模式的偏见之处。

正如两份重要的早期风险可接受性调查显示的那样，如果研究者仅仅只在行动者模式下开展工作，那就会招致文化偏见。尽管著作题为“可接受的风险”，罗伦斯（Lowrance）却鲜少谈及“是什么使风险可接受”，并认为风险概率是客观的。罗韦（Rowe）列举了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自斯塔尔1969年提出之后几乎就成了标准），他区分了受害者和受益者立场，也区别了人们对控制的预期、对风险自愿与非自愿的接受，以及对感知各类风险的大小和可见性的不同影响。他没有意识到，如果认为文化是一个可变因素，就不能说人类社会普遍厌恶风险，因为许多文化恰恰在要求人们去寻求风险。罗韦暗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之间的界限毋庸置疑。

菲利普·斯罗德却争辩道，政策制定者和无数社会科学家都表现出了同一种文化偏见，总是假定风险规避普遍存在，这种偏见可以由以下四点诠释：（a）以最糟糕但貌似合理的情况去评估风险和收益；（b）风险和收益的边际评估（marginal evaluation）；（c）使用自愿与非自愿风险间现存的区别；（d）低估未来收益。

将危险定义为“公认的死亡原因或损失原因”——无论这原因是技术性的还是自然的——都始终处于对原因的文化定义之内。除了中规中矩地视感知为某种可改进的事物，这里没有为它留下考虑的余地；所有重点都落在了自然原因与其他原因间的差异上。

“危险，从定义来看，是种人类现象”

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之间的界限总是在分配责任的社会过程中不断被划定。这一界限也因此永远处于争议之中，波澜起伏、毫不稳定，反映着当前的文化偏见。首席法官罗斯·伊丽莎白·伯德（Rose Elizabeth Bird）最近抗议说，面对允许土地所有者“仅仅对大自然放任自流”就能逃避所有责任的规则，“我们应当摒弃人为条件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区别……因为这规则蕴含着不公”。正是基于这种规则，马布里一家拥有土地的公司以不能对所有自然灾害负责为由，拒绝承担山体滑坡损毁房屋的责任。“正如上帝之作为与人类之作为于概念上是相互结合的，意图、意外与事件之间的这些区别也是如此”。伯顿、凯茨和怀特一直认为“危险，从定义来看，是种人类现象”。费斯科霍夫等人也如此认为，不过，这么说可比将它考虑进后续分析中要容易得多。

即使危险被定义为“无力应对的事情”，这也仍然是处于行动者模式下。不过这个定义至少将物理原因和物理后果这二者与理性主体的应对能力衔接起来。这更接近感知理论，因为它允许从关于应对手段的预期中，生发出危险性的质（quality），况且，对思考风险可接受性来说，感知理论是必需的。

电影《巨齿鲨》（2018）剧照。

强调应对能力伴随着对风险管理的不同假设。克拉克（Clark）认为，要想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就必须设法提高容错能力，从而提高承担生产性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假定风险得到普遍降低就是理想情况。将重点重新转向应对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感知的社会学与文化层面。

这么说似乎有些道理：知觉主体主要关心的是应对行为是否可行、是否存在困难或者不可能之处。只有当信息被相称的感知者编码和诠释后，感知才有存在的余地。（经济学家常常把信息说成一种活跃的因素（agent），它流动，产生影响，在传播的途中迷失或者堵塞、停滞，为一些人所拥有而为另一些人所缺失。）这类惯常的说法与18世纪的感知理论遥相呼应，在后者看来，感觉印象（sense impressions）冲击感知者的头脑，就像明亮的光线刺激眼睛的视网膜。然而，除非信息以某种方式被感知者看到并进行编码，否则它根本无法成为信息。

认知科学有主导风险感知的趋势，它的假设和心理测量方法已经拓展到整个领域。这意味着，从技术角度看，分支学科中最复杂的工作都是在理性行为理论的普遍支持下完成的，自然也就认可该理论的公理和限制性假设。虽然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最初出现在不同作者名下，但它们有逐渐汇集之势——开创性工作开始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合作完成。

当一门业已确立的学科触及新的领域，它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是一项经验法则转移，有时只是一个隐喻式的迁移。当工程师们将常规的工作方法用于风险的公众接受问题上时，他们等于做出了一项大胆的飞跃。在他们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源于对隐喻的转换缺乏充分认识。机器“容忍”物理性劳损与人类容忍侮辱或者逆境，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风险负载”（risk load）和“压力”一类的概念也是如此。不过，工程师们的做法也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修辞，因为它仍然忠实于工程学的常规做法——在那里，“容忍”是作为“不出故障”显现的。无论是合计桥梁的总应力还是人体显示出的承受能力，他们都没有在方法上有所区分。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下文将重申原因。

相比之下，那些转战风险感知的生物学家遇到的是相反的困难，他们已经把自己大部分理论装备抛诸脑后。没有生态系统，生态学家能做什么？没有资源限制，生态系统又会是怎样的存在？这些生物学家用粗略的概念理解感知，就好像问题是存在哪些风险，而不是从既存的风险中选择出某种模式。模式的特性并不会强迫自己进入感知者的视野。因此，风险感知的重要问题永远无法通过盘点事件的物理特征、损害程度、突发性或者持续时间来分析。

原文作者/[英]玛丽·道格拉斯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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